“对不起，声音有点不清楚，我还没有下班。”晚上八点多，在给记者的微信语音中，王学军略喘着粗气说。可以想象，他戴着口罩和护目镜，整个人全身防护的模样，而透过口罩讲话，声音自然模糊。
王学军是青海红十字医院主任医师、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青海队医疗分队队长，一位有着26年临床经验和18年党龄的共产党员。来到武汉后，他从事的是院内转运工作。
“可能有人觉得，院内有什么好转运的，不就几百上千米的距离吗？”王学军说，事实上，跑起来才知道，看似简单的院内转诊，没了他们的负压救护车还真是不行。在记者联系上他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带着疲惫说：“我本身是麻醉医生，急救复苏跟我的专业息息相关，这也是我的强项。转运过程中刚好可以发挥我的特长，我能随时关注患者生命体征，比如时刻查看他们的心率情况、戴的呼吸机的参数等等，为他们保驾护航，平安的转运到病房。”
王学军和队友进驻的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，是武汉市最大的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。全院一共1050张病床，全都是危重症、重症患者。“而且基本都是老年人，还伴有并发症，加上病毒造成的伤害，他们的身体已经非常之差，连走几步路都很困难。即便是轻症患者，情况也很不乐观。”王学军说，此前，为了帮助这些患者在不同楼栋之间转诊、检查，医护人员经常要忙碌一两个小时。但现在，他们用车一趟就能拉完。
但光用车拉不行，他们还得抬病人。“本来按照规定，我们只需要在救护车上等着，医护人员会把患者抬下来，我们拉上就走。但现在，医护人员都太忙了，而且她们大多是女同志，比我们更累。”50岁的王学军和队友们每天推着沉重的担架，辗转于隔离间、救护车和重症监护室。尤其是，有些车载担架推起来特别沉重，再加上危重症患者必不可少的呼吸机、监护仪等，连续几趟下来，他们经常累的气喘吁吁，防护服里汗出如浆。
这样的高强度工作，王学军和队友三班倒，虽说是一个班六个小时，但再加上前后的准备和收尾工作，经常一班就是八个小时。最晚的一次，从下午2点忙到了凌晨1点，直把他们累得脸色发白，躺在床上连动弹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。
但即便这样，他们还不敢多喝水。“没办法，一套防护服要顶一个班，也没时间换，只能用尿不湿。”王学军说，尤其是早晨，武汉人喜欢喝粥，但他们根本不敢喝，只能尽量挑些干的吃，“补水越少越好”。
看到王学军们干活如此卖力，有小护士好奇，一问才得知，他的身份可“了不得”——国家卫健委麻醉专业质控专家委员会委员、青海省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、青海大学硕士生导师……
在汶川地震、玉树地震两次特大自然灾害发生时，王学军也曾两次向组织主动请战，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现场救援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1月27日，青海省准备派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，王学军第一时间递交了申请书。但因为并非呼吸和危重症医学科，他未能如愿进入第一批名单。2月7日，青海省红十字会接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通知，决定选召10人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。王学军得知消息，立即申请加入青海省红十字会名单，“本来我在卫健委下一批派遣名单里，但实在等不及了，就想早点赶到武汉”。
“他们有些人可能不理解，觉得你一搞麻醉的医学专家，跑武汉去推担架干啥？但他们不明白，我不来，心里就不踏实”， 王学军说。
文章来源：人民网
